历史上有哪些事情让一个国家扫地？
答：虽然在中国近代苦风苦雨的历史上，我们抓住了令人心碎的历史画面，但说到“扫脸”事件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史上难忘的“丰碑”：克林德碑。
1900年，八国联军突然发动侵华战争。像狼一样的联军士兵在中国京津疯狂烧杀抢掠，然后强迫清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在这份充满强盗逻辑的条款中，清政府除了支付近10亿两白银的“赔偿”外，还失去了在天津周边10公里的驻军权利。还有德国公使克林德，他死于这场战争，并建立了一个纪念碑——克林德碑。
说到克林德公使的死，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:死！
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10日从大沽口登陆，身在北京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顿时精神焕发。他公开带德国士兵上街，到处寻衅滋事，甚至命令德国士兵向北京人开枪。仅在6月14日，他就开枪杀死了50多人。6月19日，胆子越来越大的克林德，竟然在东单西总布胡同口猖狂拔枪，向巡街清军射击。为了“克林德事件”，清军官恩海开枪反击，当场将其击毙。
但正是这样一个死有余辜的家伙，却激起了西方列强的双重标准精神，在《辛丑条约》中特别加入了条款：清政府不仅要派亲王级专使到德国谢罪，还要在克林德被杀的西总布胡同西口纪念克林德立碑——作为受害者，不仅要赔偿“杀害侵略者”的罪行，还要给侵略者立碑，这是一种极大的耻辱。
对于这种耻辱，当时的清政府可以说是合作回家了: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打得跑路后，赶紧跪下舔克林德，派大臣设祭。1901年8月，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枫为专使大臣，前往德国谢罪。至于“立碑”，清朝超额完成了任务，专门用大理石建了一座纪念碑。纪念碑上用汉语、德语、拉丁语等文字赞扬了“死”的克林德的“命名和美誉”，并严格命令中国人“见物思人，惩前避后”
什么是西方列强颠倒黑白？什么是一个国家的面子扫地，尊严被践踏？一座“克林德碑”，基本上都很清楚。
从此，这座克林德碑就像一根刺，扎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里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德国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，“克林德碑”不再数，被兴奋的北京人推倒在街上，然后在英国和美国的要求下，纪念碑被移到北京中山公园，成为一个“公理战胜纪念碑”。然而，在推了纪念碑后不久，中华民国在巴黎和会上被屠杀。所谓“公理战胜权力”的愿景被“弱国无外交”的现实所打败。
1952年，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上，会议一致决定，中山公园的“公理战胜纪念碑”已成为见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贡献的“和平纪念碑”。这座美丽的石碑彻底消除了过去的耻辱，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的生动见证。
与这件大事相比，20世纪30年代的一件“小事”也让“黄金十年”时期的中华民国羞辱了整个欧洲——中国外交官欠租金。
1930年11月，欧洲许多国家的房东采取了行动，一些人采取了强硬的态度，清理出租自己房子的中国外交官，另一些人只是在报纸上发表声明，解除与中国外交官的“房屋租赁”关系。欧洲国家是否掀起了“排华运动”？事实并非如此。真相既简单又可笑：这些中华民国外交官表面上有五个人和六个人，举手投足，但每个人都做出了拖欠租金的耻辱。民国外交家蒋作宾也在日记中哀叹道：“可谓国家体面丧失”。
那么，这些中国外交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主要是因为没钱。
说到中华民国的历史，现代人受到电影和电视剧的影响，经常想象各种各样的照片，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是优雅的家庭之一。但在真实的历史上，这些肤浅的外交官，但不能说：不仅在弱国没有外交困境中，努力维护国家利益，而且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——“黄金十年”时代的国民政府，最长的事情之一是拖欠外交官的工资。
在民国外交官蒋作宾的叹息下，当时几乎所有驻欧洲国家的中华民国外交官都遇到了“欠工资”的悲惨催促。直到1931年2月，中华民国仍欠欧洲大使馆至少五个月的工资。许多外交官吃饭已经成为一个问题。当然，租金无法收回。当然，他们被房东猛烈追赶。
而且对于中华民国外交部来说，拖欠工资是小儿科，驻各国大使馆的办公资金？也就是说，仅在1931年6月，国民政府就欠中国驻德奥大使馆6万多元。真的是中华民国的财政困难吗？蒋作宾，驻德大使，以前也这么想过，但回国后，亲眼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，过着奢侈的生活，与外交官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——明明是国民政府的腐败，造就了这样的雷景。
所谓“弱国无外交”的道理，放在“黄金十年”的中华民国身上，恐怕真的要多一层意思。
与这件“小事”相比，抗日战争晚期的1944年，也是中华民国，又发生了一件“全世界现眼”的大事——豫湘桂大败。
1944年，距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。在欧洲、北非、东南亚等战场上，法西斯国家正在衰落。在中国战场上，日本军队正在衰落。他们不仅失去了制空权，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度过了“反扫荡”最艰难的时期，开始了局部反击。敌后解放区约束了64%侵华日军。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非常耀眼。
然而，今年4月，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奋力拼搏，发起了“豫湘桂战役”。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，被称为军队强大的“百万国军”面对15万日军的进攻，相继失去了河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福建等省的146个城市，让6000多万同胞沦为日寇的铁蹄。
你为什么要看这只眼睛？你可以看到几个大崩溃的细节：当日军进攻河南时，驻扎在河南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脑袋里充满了“逃跑”这个词。首先，他从洛阳跑到新安，然后只带着几名亲信军官躲在陕西。他手下的数十万军队当然成了无头苍蝇。苦守洛阳的国民党军队疯狂地联系长官寻求支持，但他们不知道长官已经失踪了。
1944年6月，当日军已经到达长沙时，长沙“国军”的第一反应是匆忙进入房屋，挨家挨户抢劫。一些军官抓住机会扣押商船，要求高价。国难还在发财。攻击长沙的日军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：长沙周围的许多守军仍然忙于在阵地上打牌和赌博
甚至，在河南战场上，第一战区配备的800辆军车，战场上只有100辆具有决定性胜利意义的装备投入战斗，其他700辆被各级“民国精英”瓜分
看到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，不难理解为什么河南、湖南、广西的崩溃会出现“官方跑得比士兵快，士兵跑得比普通人快”的惊人场景——“国民政府”治理下的“中华民国”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已经腐烂成这样。
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抗日战争胜利，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政要，仍然蔑视中国，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为什么许多美国政要，会忽视中国政府的严厉警告，即使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的眼中，仍然是一个像“河南、湖南和广西的崩溃”，看起来脆弱的中国。理解这一切，你就会理解1949年开国典礼上的英雄主义，并承载了多少期望：
从此，中国人民站了起来！
参考资料：张森奉《民国外交官的寒酸》、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《屈辱岁月，奋斗征程》、《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失败原因》刘贵福
作者：我们的团队张琴